文 / VRAR星球 R星人
10 月才开始没几天，全球智能眼镜行业就经历了三次考验。
10 月 2 日，荷兰最大的眼镜零售连锁之一 Hans Anders 宣布，暂停在荷兰和比利时销售 Meta 的 Ray-Ban 智能眼镜，涉及 400 多家门店。三天后，挪威政府表示将向议会提交法案，临时禁止在公园、海滩、博物馆、购物中心这类场所使用 AI 眼镜。又过两天，澳大利亚隐私监管机构 OAIC 宣布，对深圳一家公司的隐私保护措施启动正式调查。
几十个小时，三个国家，三种动作。它们指向同一件事：一副看起来就是普通眼镜的设备，正在被重新定义使用边界。
与仅作新闻陈述不同，本篇文章，星球将重点分析不同国家监管和禁令的具体内容、限制范围和监管特点，最后给出几条行动建议。希望本文能作为中国XR出海的参考。
基于以上目的，我们不按照字母顺序排序，而是按“治理”强度从高到低排序，这样大家会看得更清楚。
最新也是最严厉，还得是北欧强国挪威。
10 月 5 日挪威政府公布的计划里，公园、海滩、博物馆、购物中心、公共活动这类公众经常聚集的场所都要禁；学校、幼儿园、游乐场、青年活动中心要禁；诊所以及带更衣室和淋浴的泳池、健身房也在考虑范围，甚至高校也在评估之列。同时，挪威还会成立专家组，为永久规则提建议。
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大臣 Torgeir Micaelsen 表示：“我担心强大的新技术正被引入，人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照、拍摄或录音。我们不想要一个人们因为担心被偷偷录音、拍照和拍摄而回避某些地方的社会。”
在星球看来，挪威的做法很高效，且有标杆意义。要知道，其首都奥斯陆的学校 8 月就禁了；挪威最大的公司 Equinor 还把眼镜挡在了办公室和海上设施之外。
这次荷兰给出相关动作的Hans Anders 是零售商，并不是政府机构，所以动作性质也不一样。它不是禁止使用，是停售。发言人的理由也有点模糊：“围绕智能眼镜的公众和政治辩论仍在继续”。
一家连锁店把全球卖得最好的单品从 400 多个货架上撤下，权衡的是风险大于利润。这也提示了眼镜出海面临的渠道风险：或许政府方面尚未出台法规政策限制，但渠道已经不愿意承担售卖风险了。
作为传统科技强国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禁用 Meta 智能眼镜，依据的是既有的法庭摄录规则；英国影院协会 8 月称部分影院开始限制或禁用带摄像头的眼镜，这条的动机是反盗版而非隐私。
美国这边，纽约州统一法院系统从 7 月 20 日起禁止智能眼镜进入所有法院设施，任何含摄像头、麦克风或录音能力的眼镜与头戴设备都得在门口交出去；再往前，德州总检察长 5 月 20 日就 Meta 智能眼镜发出民事调查令，目标直指生物识别：LED 能否被遮挡、是否存在不亮灯时的采集、面部几何数据如何处理。德州则依据两个过往案例来处理未来会发生的新情况：2024 年 7 月 Meta 的 14 亿美元和解，2025 年 5 月 Google 的 13.75 亿美元。
针对智能眼镜引起的隐私危机，法国这次走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司法线——巴黎检方 9 月就“女性被连接眼镜未经同意拍摄”的投诉立案；与此同时，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（EDPB）委托了一份关于智能眼镜“社会可接受性”的报告，有欧洲议员催促欧委会考虑立法，但截至 10 月，欧委会并未拿出专门针对智能眼镜的法案。
澳大利亚的动作分三层，在本轮监管里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。
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9 月表示，正考虑禁止在政府工作场所使用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，公共服务部部长 Katy Gallagher 已要求公务员委员会就是否禁用及豁免范围给出建议；悉尼市联合四个地方议会，把公共泳池、健身房、托儿中心和图书馆划了进去。
到此澳大利亚的方案还算中规中矩，但10 月 7 日 OAIC 那条审查就极其特殊了，它查的不是设备，而是一款App，而且直接查到了深圳公司的头上。OAIC是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（Office of the 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）的缩写，是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独立法定监管机构，主管个人信息隐私和政府信息公开。
澳大利亚的审查方式变革，对于国内厂商极其重要，因此将在下面单独一个章节论述。
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OAIC的调查，是这轮里最该被国内厂商注意的。
事情的起因是：澳大利亚零售商Kmart平台上一款售价仅有89美元的Anko智能眼镜卖爆了，该眼镜包装上即明显标注“相机眼镜”，但随即引发了广泛的担忧。这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此事跟中国有任何关系。
然而，随后OAIC顺藤摸瓜，找到了负责这款眼镜搭载的APP的开发商：深圳青橙未来科技有限公司。
澳大利亚方面的调查还发现，Big W Marketplace、Dick Smith、Amazon、Temu等渠道销售的多款低价眼镜，也在用或者被标示使用中国的青橙未来开发的HeyCyan App。在OAIC看来，澳大利亚国内消费者买到了不同品牌的智能眼镜，却都搭载了同一个App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可言表的隐患。基于这些推测，该机构已致信深圳公司，要求就具体事宜作出说明；也致信销售相关设备的零售商，要求重新考虑继续销售是否合适。
在未收到深圳公司对初步问询的回复后，OAIC 于 10 月 7 日宣布对深圳青橙未来科技启动正式调查。紧接着就在这几天，零售商Kmart从其网站上移除了搭载中国APP的Anko智能眼镜。
在过去，硬件厂商的责任边界是把硬件做好、合规文件备齐。而现在，有些监管是顺着数据流向往上游摸，看谁的服务器存了影像、谁的模型用了这些数据，就查谁。过去“贴牌硬件 + 共用App”的出海模式，本质上是把合规风险集中在软件层上；但如今一个 App 出事，一串品牌恐怕就跟着被渠道下架。
毫无疑问，上述动作可以统一看作是对隐私的保护。然而经过分析，真正驱动上述七个国家开启监管的其实是三种逻辑，且彼此并不互通。
第一类是隐私与偷拍知晓权逻辑，代表是挪威、法国、荷兰，以及澳洲的地方议会，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监管逻辑。这个逻辑的核心不是“能不能拍”，而是“旁人知不知道”。
在这个逻辑之下，智能眼镜不是因为能拍摄才被限制，而是因为它长得像普通眼镜，拍摄动作可以完全没有外部特征才被限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让被拍摄之知晓我正在录音录像，是OK的。
目前，行业通行的基础防护是 LED 录制指示灯，可这个设计脆弱得近乎纸糊——电商平台上，适配主流机型的“遮光贴”公然在卖，几块钱一个，有单款销量超过 6000 件，商品介绍直接写着“拍摄无光、不触发警报”。媒体实测的结果是，贴上之后旁人看不到任何提示，拍摄和录像照常运行。
Meta 后来补了一版固件，在LED被遮挡时禁止录像。这个补丁恰好点出了问题所在：监管盯上的不是偷拍的人，而是让偷拍难以察觉的产品设计。
第二类逻辑是司法秩序与反盗版，代表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、纽约州法院、英国影院。这些规则跟隐私关系不大，它们保护的是法庭的取证秩序和影院的版权。总体跟眼镜形态关系不大，只要带摄像头或麦克风，就得交出来。这类限制会长期存在，跟隐私争议无关，也不会因为产品改进而取消。
第三类是涉密与政务安全，代表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工作场所和美国德州的生物识别调查。它关心的是“进入特定空间并带走信息”这件事本身，以及设备采集的面部几何数据去了哪里、有没有被用来训练模型。
因此，国内厂商不能把这次“全球风波”当作单纯的隐私问题来看，也不要以为把指示灯做扎实就够了。各国各地监管和限制的内在逻辑是不一样的。
通盘来看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这轮监管，真实强度比想象中要温和不少。
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本文的排序：欧盟还在评估、法国和澳洲是立案调查、英美是特定场所禁、澳洲联邦是政府工作场所禁、荷兰是零售停售，挪威是拟在特定公共场所临时禁。
就拿本次最严的挪威举例，该国已明确表态不会全面禁止，私人使用仍然允许；在不存在未经同意拍摄他人风险的场景下，正常使用不受影响，还要为社会公益用途和弱势群体留出豁免。换句话说，挪威立法者真正想解决的不是禁止眼镜，而是给某些场所划成“防眼镜保护区”。
至于大家最担心的“全面禁售”？没有，一个国家都没有。
据Counterpoint Research 估计，2026 到 2032 年消费者在可穿戴设备上的支出将超过 1 万亿美元。Meta 的 Ray-Ban 系列 2025 年销量突破 700 万副，据 DigiTimes 报道，Meta 正与 EssilorLuxottica 谈判，把年产量从1000万副提到2000万副。
看到了吗？一边是法院、议会和零售商同时画红线，一边是行业产能翻倍、资本押注。严格来说，这轮监管不是在灭火，而是寻找最合理的边界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新科技产品的被动适应。
据IDC 预计 ，2026 年全球智能眼镜最终出货量将突破 2368 万台，中国厂商出货约 2267 万台，占全球市场的 45%；2025 年中国智能眼镜出货 246 万台，中国品牌占全球 23%。产能侧更集中，仅东莞一地就承载了全球近半数 AI 眼镜的出货产能。这些数字是优势，也是风险的计量单位。
看完了国外的监管和安全防范，我们简单聊一下国内。国内走的是“一松一紧”的路径。
就目前而言，司法机关尚未颁布挪威式的公共场所禁令，监管的“紧”靠的是行业自律加既有法律兜底。今年 6 月的 2026 人工智能眼镜生态大会上，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编制的《AI 眼镜可信视界自律公约》发布，华为、中兴等 10 家头部企业联合签署；法律侧是民法典第 1032、1033 条与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 26、28 条——声纹、视线轨迹、行踪轨迹都被归入敏感个人信息，处理需要单独同意；场景侧则是教育部把智能眼镜明确列为高考违规物品。
与此同时，政策也在放“松”：2026 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数码产品购新补贴，补贴 15%、单台上限 500 元，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 AI 眼镜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61.9%。
熟悉国内政策特点的人会发现，当下的一松一紧并不矛盾。这套组合拳的逻辑是“鼓励技术、打击滥用”。但对出海厂商来说，真正的麻烦是没法把国内这套自律逻辑直接搬过去。老外要的不是承诺，而是可审计的技术与数据处理证据。
综合以上，星球认为出海厂商有三件事现在就能做。
首先，共用 App 的模式必须先补数据合规，App 侧的采集告知、存储期限、第三方共享、云端处理路径，这些在境外监管面前是要被拿出来看的，不是写进隐私政策就算完。
其次，把渠道当风险第一现场，荷兰Hans Anders那种停售是自保行为，零售商的行动往往比监管机构更早，一旦某个 App 或型号被点名，渠道的响应速度远快于厂商的公关速度。
最后，法庭、政府办公场所、涉密机构这类场景属于零容忍区，B 端项目投标前应当单独查一遍当地的现行禁令。纽约州法院那条规则 7 月 20 日就生效了，不少投标团队的清单可能还没更新。
回头看这七处动作，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不是在禁止一副眼镜，而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，当摄像头长在大众脸上时，到底该如何限制其使用，而不是彻底禁掉它。
挪威用临时禁令换时间，荷兰用下架换安全距离，澳洲用调查逼软件商现身，英美法院则用远早于智能眼镜的法庭规则覆盖了新设备。方式不同，方向一致。对国内厂商而言，最实在的一句判断是：隐私合规正从公关话术变成出海入场券。
具体来说，它不再只是出了事怎么回应，而是能不能进渠道、能不能投标、能不能继续待在货架上。中国厂商凭供应链拿下了巨大产能与份额，但能不能在海外转化成利润，如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合规当成基操和长期成本，而不是危机公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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